在《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2017）這部片中，有一幕極為曖昧且挑釁的結局畫面，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個畫面是這樣的：英國大兵們在吃盡敗仗的狀況下狼狽地自敦克爾克海灘撤退，坐上返國的火車。隔天，報紙送進車廂，陸軍大兵打開一讀，一側是首相邱吉爾慷慨激昂的演講講稿，敘述這場萬兵撤退是「光榮的勝利，為未來更大的勝利打下準備」；一側則是某位漁夫的死訊，寫著他是協助大兵撤退而英勇罹難的民間烈士。大兵讀完，沒有笑也沒有哭，在鏡頭前困惑的皺眉，音樂此時不自然的煞然而止。

如果觀眾看得夠細心，想必不難察覺這份報紙帶有謊言──因為全知的我們知道，這個漁夫完全不是為了救援行動犧牲，而是可笑地被海軍大兵失手撞死；這則新聞，極可能是他的同事為了虛榮而謊報，也可能是報社為了鼓舞盟軍士氣而文飾的「假報導」。這樣一則造假的報導，堂而皇之地與邱吉爾的演講並列在同一張紙上，供全世界閱讀。

矛盾嗎？或許並不矛盾，因為邱吉爾的演講本身，也許也是謊言，甚至是更大的謊言。邱吉爾其實心知肚明，敦克爾克海灘上發生的不是光榮的「大撤退」，而是一場狼狽的「大逃難」，是盟軍被德軍閃電戰打得節節敗退、比利時閃電般被攻陷而無暇救援（不知為何電影在這個史實上避諱不談），只得撤回本土的徹底失敗。正如陸軍大兵同席的鄰兵（儘管嚴格意義上，他們只是恰好同船渡的陌生人）在撤退後不停喃喃鬱語：「民眾一定覺得我們是輸家，我們打輸了，打輸了……」、「我們只不過是一群膽小的逃兵……」。然而邱吉爾不能說、盟軍也不能說，為了鼓舞盟軍士氣，退要說為進、輸要說成贏，於是一場演講、一個漁夫英雄、構成了一場全國性的謊言，掩蓋了邱吉爾的真心、盟軍的真心、民眾的真心，徒留一張有真有假的報紙，供實際在敦克爾克待過的當事人皺眉不解。


這是這部2017年版《敦克爾克大行動》最有意思的一個安排，也是本片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所精擅的、後設電影（Metacinema）式的安排──對觀眾的挑釁。

什麼挑釁？如果觀眾清楚地察覺，陸軍大兵手上的報紙不過是張政令、「敦克爾克大撤退」或許不過是文案優美的逃難，兩者皆是美化；那麼，觀眾想必也會察覺，以這場役事為名的《敦克爾克大行動》，或許也不過是部視覺聽覺被美化了的非英雄電影而已，片中那些英勇的空軍、頑強的陸軍、念家的大兵、有風骨的將領、被反覆唸誦的歸鄉信條…...或許不過是以戲劇修飾史實的魔法。

當全片從未停過的那些配樂在結局讀報的那一刻煞然而止，效果彷彿夢醒，銀幕上皺著眉頭的大兵表情，也是銀幕外的觀眾在這一刻的神情，皆是發現自己心中的事實與眼前的報紙（電影）有落差時，不那麼確定真真假假的困惑。眼見為憑與大眾傳播，誰才是真的？會不會，這一切，都只是微不足道的我看見的片面，源自我視線看向的這一塊，某一處世界的角落？

想當然爾，這個安排隱晦且不好懂。《敦克爾克大行動》上映至今，有許多觀眾甚至影評看完後被配樂及情節給牽引，認為這不過是一首光榮的、歌頌盟軍豬突猛進的光榮凱歌；畢竟，比起反思眼見為憑、大眾傳播與國家機器在政令在電影在政令電影上層層疊疊的繁複辯證，相信劇中演員的台詞，顯然是更輕鬆愉快的觀影法子，儘管它是如此偷懶。

如果《敦克爾克大行動》尚且如此，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接下來上映的《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この世界の片隅に，2016）這部安排更隱晦、更曖昧、顯然也更挑釁（尤其對華人觀眾而言）的二戰動畫，何以有著如此兩極的迴響。

這裡說的，自然是女主角玲那一句最爭議的對白──「不是說好要戰到剩下最後一人嗎？」

這句對白完完全全是動畫獨創，真人版電影《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この世界の片隅に，2011）沒有這句，原作漫畫中的玲有講但補上了一段皇軍是自作自受的說明，動畫版電影的玲卻說了，而且是在最敏感的玉音放送（玉音廣播、戰敗廣播）時，發自內心肺腑的高喊，喊著日本皇軍為什麼不繼續戰爭。

許多觀眾為這句話給激怒，認為玲是侵略戰爭的同路人、支持日軍繼續在滿州徘徊、繼續對抗鬼畜英美、繼續殺人。擁護玲與本片的那些影評則反駁道，說玲也是戰爭的受害者，為此犧牲了親人、家人與左手。

然而，事實是：玲確確實實是擁戴戰爭的，只是是她想像的戰爭、國民教育灌輸的戰爭。無視這點的任何影評，想要強行將《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一片解讀為與戰爭平行的生活瑣記，都是無知乃至避諱。玲的公公一邊造飛機一邊盼著和平是真的、玲的婆婆懷念華盛頓公約、對防諜查詢的不以為然是真的；但是，玲在吳港看著大和與利根（此處考據有誤）心生的雀躍、為皇國爭光的驕傲，也是真的。國民教育下對天皇及國族犧牲的榮耀、對這種榮耀化身的大艦巨砲的欣賞、剝除於戰爭有被害即有加害的邏輯之外，成了並軌。

無視這種天皇信仰的存在，輕率斷定這是一部「反戰」電影，這是不負責任的影評。這部電影渴望顯見的廣角，遠遠大於輕如鴻毛的「日常」，因為日常基底於現實，而玲的現實包含戰爭，玲的生命就是戰爭，戰爭就是玲的生命，「不是說好要戰到剩下最後一人嗎？」是玲的真心、「向暴力屈服」是玲的真心，與她的善良和收斂一樣真情無邪。

1944年4月，玲首次目睹空襲的一幕，更是將這種矛盾拉至臺前：B-29滿天的炮火飛隆，在玲的眼中卻是五彩斑斕的煙火；91式回擊的漫天聲響，在玲的公公耳中卻成了和平之歌。兩個有著無與倫比美感的平民，在開戰第一線第一刻當下被捲入後極度不合時宜的憧憬，在在是國民教育成功的證明。玲對戰爭是有自覺的，水原與周作一家也是，日本國民對特高對軍部對流浪軍人的鄙夷，並沒有讓他們對天皇之國的信仰減退，套用《被扭曲的櫻花》（ねじ曲げられた桜）一書引的林尹夫話語：「殉教或是犧牲，都位在自覺的頂端。」

要把戰爭電影中的平民拍得可憐並不難，只要拍他們的母國戰敗而讓他們不得不承受苦果即可。事實上，大家也都這麼拍，如河野史代的每一部作品、如日本數之不盡的二戰電影，如《螢火蟲之墓》（火垂るの墓），如《拆彈少年》（Under sandet），比比皆然。

真正難的，是拍一部戰爭電影，故事是某個國家戰勝了，無辜平民快樂接受戰爭換來的甜頭。為何困難？因為誠實，因為難談。誠實在於，這電影勢必得拍出這些平民是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拍平民是知其不道德而為之，避開無數好萊塢電影以苦戰、血戰、逆戰這類有限情境讓觀眾得以用「我有付出所以有回報」來為戰勝的正當性找臺階下。難談在於，電影究竟如何能夠讓這些戰勝平民的後代──往往是在銀幕前看片的這些觀眾，願意坦然承認，自己是戰爭的最終受益人？這些都是難題，也容易令人誤解。

《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的「世界」介於兩者之間。日本是發勝國也是戰敗國，是發起者也是受害者，戰爭對諸民的意義在這些因素中搖盪。即便玲佇立的是世界的角落，角落依舊不是境外，而是天皇玉音廣播放送可以達及的所在，靈肉皆然。她的一切與今日的我們所想像的不同，與當時「非國民」們的想法，當然也與自虐史観（じぎゃくしかん）的說辭不同。企圖用這些掩飾、避諱玲的真心，就是否定了這部電影，否定《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在介於曖昧與挑釁之中，賦予的無比還原。

《敦克爾克大行動》與《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的雷同沒有任何幕後的關連，只有檔期恰好相連。然而倆片的幕後團隊默默背負的爭議卻是雷同的，即誤解的風險。

誤解即誤讀。《敦克爾克大行動》與《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這兩部電影都不是第一次拍，敦克爾克事件自米高梅的1958年同名電影（此片亦是傑作，強力推薦）以降有三四個版本，河野史代的這本原作早在五年前便已有真人電視問世（這也令動畫版的募資過程倍增困難），然而新版為之添加的爭議與偏鋒卻是有增無減。劇組不會不清楚，想要一邊把故事說穩，一邊又在兩小時的片中傳遞這麼複雜的道德模糊──宣傳機器偽造下的撤退神話、與國家機器洗腦下的天皇信仰，都得冒上讓觀眾有看沒有懂的曖昧，抑或觀眾深感遭到挑釁而動怒的危機；《敦克爾克大行動》容易淪為前者，《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則近乎淪為後者，而兩者的本質都是一種誤讀，而誤讀對於製造觀眾口碑亦或某些影評同溫圈的風向而言，必然是一種極不穩定的風險。

然而他們還是這麼作了，以一億五千萬美金製作的鉅額投資之身、以導演的生活費都要倒賠的冒險投入之擔、以一改自己多年來主攻炫技剪接的姿態、以動畫在寫實性上必然不輸給真人戲劇的決心，背負誤讀的風險而冒險為之──這樣的選擇，無疑讓《敦克爾克大行動》與《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在同類之中，顯得彌足而珍貴。

不過，如果說，《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真的存有某些爭議，那麼，必然會是關於聲音──天皇的聲音。

七月中旬，我有幸參予《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的記者會聯訪時，曾禁不住想對製片與演員問道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部電影中的玉音廣播，只有聲音，沒有畫面？」這是我一位網友所提的；精準來說，是我的網友在四方田犬彥的著作中察覺的困惑。1975年，大島渚撰文發表他對於日本二戰電影總是避開讓演員演出天皇一事的不解。儘管玉音廣播──裕仁天皇於1945年8月15日首度向全國人民宣佈二戰戰敗的37分鐘30秒廣播──並不存在照片記錄，乃真實存在不容更改的史實，然而，虛構的電影又何必遵守？何以二戰過去多年，日本電影人仍然避諱於以劇本以道具以演員來視覺重演這個理所當然，更理應出現的場面？

「我們的停戰是沒有影像的停戰。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去給在錄玉音廣播的天皇拍張照片呢？我們關於停戰的電影總是缺少影像，只能迫不得已的拼接一些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片段，再把那個聲音加上去……」這是大島渚的結論。

四方田犬彥進一步說道：此乃日本影史的「戰敗神話」。對盟軍而言，玉音廣播是一次國對國的投降宣告；然而對日本國民而言，玉音廣播卻是有生以來首次聽到猶如神祇的天皇開口。沒有客觀視覺（攝影或照片）的輔佐，在長年以來被灌輸「天皇是神，天皇之國是神國」的國民心中，這段廣播成了主觀認定的、天外而來的神諭。神降臨了，降臨的目的卻是宣布自己不是神，日本國不是神國，吃了敗仗──這種心結的矛盾之劇烈，或許等同甚至遠遠超過戰敗這件事。四方田犬彥說，這才是日本二戰電影真正在意的議題，8月15日（玉音廣播播出日）這天遠比9月2日（日本正式遞交降書）更為重要、裕仁天皇的神諭之聲遠比他的真面目更為重要，現實歷史昇華，成了影史神話的一環；天皇的聲音就此成為符號化的處理，而非重演的殘材。

《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當然可以沒有天皇的出現，因為天皇本尊之於玲的生活，比周作、水原、大和、廣島、娼婦街與不孕症更遠。導演片淵須直也說過，他希望這部作品能盡可能以玲的主觀視點出發，避開無謂的客觀鏡頭，例如空襲時插入飛機自高空的俯瞰。

然而，真的只是如此嗎？有沒有可能是：這正是這部動畫電影對於真人電影代表的戰敗神話，一次在影像形式上的對抗？

正如《敦克爾克大行動》配樂在結尾處不自然的提前煞止，讓音畫的矛盾向觀眾襲去達到反思，《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作為2016年的二戰題材的二度改編、依舊沒有在畫面中出現天皇手持麥克風的身影，會否是因為這部電影想知道：動畫根本不需要瓦解神諭，動畫本身作為比真人戲劇更具重演正當性的媒材，觀眾能在大段大段的日常刻劃中接受二次元人物也能「如真人栩栩如生」（這是絕大多數影評都樂提的）甚至對明顯超現實的畫筆入幕無所謂時，真人的神話會否不消自解？因為是動畫，所以不須神話？

這正是令我好奇的，可惜的是：直至聯訪記者會的最後，我都沒有機會問成，倒是其他人問了一堆：「請問製片與女演員喜不喜歡臺灣？」「在台灣這幾天吃了什麼？」「喜歡小籠包嗎？」「什麼時候再來台灣吃小籠包？......」就此而言，或許在那個角落那個時刻，「日常」確實是比「戰爭」更無與倫比的吸引人，也說不定吧。

（如欲轉載請先詢問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