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美麗的、良善的東西而死是很容易的；為悲慘的、腐敗的東西而死才是困難的。」　　──遠藤周作，《沉默》

《沉默》（沈黙；Silence）至今問世的兩部電影：1971年的東寶版與2016年的派拉蒙版，都不約而同做了一個選擇，即大量刪減日本僕從吉次郎的戲份，改以費雷拉神父代之。這並不難理解，原作的吉次郎是個出場頻繁卻無一討喜的角色，他平凡、懦弱、狐假，更屢次出賣同伴；電影為了片長與戲劇張力，想以出身更為戲劇化（棄教歸佛）的費雷拉取代猶大，扮演與主人公羅德里奎茲神父辯證的角色，合情也合理。

然而，吉次郎這人絕非僅是個猶大而已。正好相反，他才是《沉默》真正的主人公，作者遠藤周作在他身上賦予了的，是《沉默》這則故事（小說電影皆然）用力最深、意象最繁的辯證命題──「弱者」的復權。

所謂強者與弱者，並指體格、財產、身分尊卑，而是對於信仰的意志力。基督宗教因信而稱義，基督教信徒只靠依賴或投機的心態是無從跟隨基督的，己身也要具備堅強的信心與堅持的毅力，才能獲得主裏與教中的名份。舊約聖經的約伯遭煉、新約聖經的彼得認主，無一不是在敘述教徒得訓練自己的意志力，不被外物打擊信心，成為信仰的強者、意志的強者。

羅德里奎茲與卡羅培神父曾經是這種強者。他們的日本行隨時都做好殉道的準備，深深不齒帶路的吉次郎固反覆棄教再求赦免的投機模樣，即便他親眼目睹全家被處死的遭遇令人同情。然而當他們踏上日本，每一種所見所聞都在打擊他們對基督信仰的核心質疑。長崎的貧脊、長崎信徒如牛馬般被奴役，把念珠當成寶器求保佑的舉止，都讓他倆懷疑：比起信神，這些農民聆聽佈道的模樣更像換取自尊的身影。接逢而來的，是築後守安排的一連串汙辱聖像試煉。「佛教的信徒稱義是出於依賴，基督教的信徒稱義則須具備意志」築後守很清楚，比起拷打，拷問信心才是自認堅強的基督信徒最大的軟肋。

於是他們變弱了。費雷拉的口信，給了羅馬使者最後的一擊，這個為佈道付出努力、心力與施力的虔誠神父，目睹了日本基督教把上帝當作太陽（大日），察覺基督信仰的教義在日本已經披上死敵多神教的色彩，自己的長年投注換來的只是異物，讓他絕望了。他開始承受不了孤處異鄉的壓力，渴望拉羅德里奎茲神父一同作伴加入棄教的行列。羅德里奎茲對這一切無法反駁，因為他在長崎親聞親聞，他對佈道的信心破滅了。費雷拉、羅德里奎茲，就此從自認的強者墮落為弱者。

然而，是個弱者又如何？基督教的信仰正是為了弱者而存在，因為耶穌基督之所以死，不是為了法利賽人與舊教強者，正是為了背叛又不認自己的、只敢圍觀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的那群弱者。

吉次郎在《沉默》扮演的角色，意義正在於此。臺灣版的小說譯者林水福在書序中直言，吉次郎才是本書的主角，因為他是一個絕對的弱者，這樣的人如何在世間行道，才是基督與基督教徒追尋的終極之道。羅德里奎茲一路看著看著吉次郎反覆自願成為猶大、又次次事後後悔重新認主，宛如蜥蜴斷了尾巴又長出來，他從厭棄、反感、質疑、動搖，逐漸開始自省，信仰動搖的他逐漸開始能同理，進而反思：一個信徒沒有堅強的信仰意志，這件事情本身就該被基督給寬容，

羅德里奎茲與吉次郎互相輝映。他曾經是個強者，希望轟轟烈烈殉教。他在吉次郎身上察覺，他連原諒吉次郎為了金錢出賣自己一事都辦不到了，何來如此高尚的關懷情操？這種殉教衝動不是出於神職的憐憫，而是渴望成為英雄的慾念。但是弱者何嘗沒有痛苦呢？每一次的棄教，或許都是一次痛徹心扉的割捨，不比殉教更為輕鬆。然而基督卻辦得到。「為美麗的、良善的東西而死是很容易的；為悲慘的、腐敗的東西而死才是困難的。」他想。

《沉默》的結局因而是曖昧的。羅德里奎茲最終選擇了棄教，成為日本國過濾、審核、審判基督教徒的幫兇，然而他並不覺得自己有錯，反而深信，基督對自己說了話，允許自己的這些作為，他仍舊是在聲張基督的義舉，他這一生依舊是為了基督而活。他真的有聽到基督方言，還是自我欺騙？他是領悟了求全的明哲之道，還是走回跟費雷拉一樣走上了懦弱的無主之路？他與費雷拉對基督教的日本化又是抱持甚麼態度？.....一切都懸而未解。

這些曖昧未解的地帶，是信仰不監者強者與弱者的光譜間的游移，也是遠藤周作眼中的眾多日本信徒的縮影，以及人性。1947年，在他還尚未成為小說家時，便已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一文中提到：「聖人或詩人的目的是專心地歌頌神。但是，天主教作家既然是作家，其最重要的義務是凝視人，絕不容許放棄凝視人的義務。」（鄭印君譯），認為書寫聖人（終極的信仰強者）並不難，書寫彼得、保羅這樣背叛過基督又掙扎的人類，才是一個基督教創作者該要目視的事物。

1971年，東寶將《沉默》搬上銀幕，導演是篠田正浩，編劇則由遠藤周作本人親自操刀。這部電影與其說是改編，更像註腳，遠藤在不破壞原先故事的前提下，將小說淡化了的長崎教案史實拉出，明示洋國藉傳教知名干預日本國情的嫌疑，更放大了文化衝突。羅德里奎茲神父的敵人不僅是自己的心聲，也是十七世紀的日本官吏之酷虐、日本有如深陷泥沼將一切外來人事物徹底扭曲而枯竭的恐怖。

值得注意是：此片的「強者」「弱者」不僅反映於故事，也反映於影像形之式上。當全片取消了原作小說以書信體主宰的第一人稱旁白，改以客觀且全知的攝影機視點，等同於將詮釋事件的觀點從盡情對讀者呢喃的神父轉向所有人，話語權的不對等被瓦解了。日本國的象徵（家徽、佛堂、和服等）也就藉由無所不在的特寫，一步步侵蝕著羅馬神父的身心。

當羅德里奎茲看見長崎的信徒被穴吊於地底，逐漸邁向死蔭幽谷，費雷拉默默站在一旁，勸他棄教，鏡頭下牆面上與費雷拉並置的是已顯斑駁的刻字LAUDATE DEUM（讚美主！），最神聖的言詞在最汙穢的人間毫無力道，只能旁觀。最後，棄教的羅德里奎茲與蒙妮卡瘋狂交歡，遠在他方的吉次郎則在花街抱著姑娘痛哭，悔恨自己無法堅持信仰，女體肉慾與官吏酷刑共成了日本的糖果與鞭，將這些弱者拉入深不見底的墮落人間。

於是乎──2016年版的電影《沉默》（Silence）最大的問題，在此顯現。

乍看之下，2016年版的結構比1971年版更為還原小說原貌：以及真正的洋人演員、更寫實的外景搭景、更長的細節、第一人稱旁白更補足了原作後記的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然而在枝節背後，全片的主旨變了。變成什麼？變成導演馬丁史柯西斯寫於新版書序的解讀：「表面上看來，信與疑是不相容的，我卻認為兩者比肩而行，互為滋養。疑會導致嚴重的疏離，但若與信共存──真正的信、始終的信──到最後卻可以達到兩者融合的喜樂極致。正是此一痛苦、矛盾的過程──從確信到懷疑到疏離到融合──遠藤周作知之甚詳，並在《沉默》做了清楚細膩而優美的詮釋。」

換言之，2016年的《沉默》從強者與弱者的辯證，轉移為信者與疑者的抗衡。羅德里奎茲扮演的不是弱者，而是一位求究教義的「疑者」。

羅德里奎茲神父等人遭遇的故事情節並沒有變，一樣是長崎的貧乏落後、一樣是吉次郎的屢屢背叛、一樣是築後守的惡意考驗、一樣是費雷拉的沉痛告白、一樣以棄教作終。然而他們人物的神情卻變了，每個天主教神父的臉都變得堅毅、強韌、即便深陷牢籠、即便目睹慘劇，都仍舊擁有極其強大的、自我思索的餘裕。故事的所有辯證都發生於羅德里奎茲的畫外旁白，即他的腦海，無所不在的主觀鏡頭，更揭示了眼前發生的一切與他的內心世界彼此抽離彼此，現實與信仰的關係亦然。

費雷拉神父的變化更是明顯。當他在電影第一次現身於佛寺時，原作中這位卑微、陰鬱、「散發栓著狗鍊似的唯諾氣息」的階下囚， 徹徹底底變成了高大、英氣、毫無猶疑、有著連恩尼遜英雄臉孔的信仰巨人；如果不是他的自介，觀眾甚至以為他才是這座佛寺的主人，而非一旁顯得如斯矮小的築後守井上。在他口中說出的日本泥沼說，不僅不再像是遭逢身心打擊後被迫接受的過往，反而更像一個士人博觀世界數載後，反覆咀嚼且自我選擇相信的學說，是一套堅強、冷靜、充滿正氣的對異國的解讀。

這趟羅馬神父東遊記，就此成為遠渡異地的教士在信疑與稱義之間自我辯證、考驗、思索，進而芒刺相懷的約伯之旅。旅途的終點是一場原創的結局，費雷拉與羅德里奎茲的遺體以手持十字架入棺，顯示他們仍舊一生奉主，徹徹底底強調了他們忍辱負重的意念、為信仰忍痛屈撓的殉道。日本官吏與荷蘭使者並不清楚，但他們自己知道，他們這一生都在信與疑的路上持續心想、達到「兩者融合的喜樂極致」，疑者終有成為信者的一天。

問題是，真的人人都能承受這樣的辯證嗎？至少遠藤周作說不是，否則便沒有吉次郎的存在了。

這就是2016年版《沉默》最大的問題，它將這則宗教故事本來直指人性的普世掙扎，降格為一種粗糙而自大的英雄之旅。

所謂的信者與疑者，說穿了都是強者，因為當一個人能以自身辯證信與疑、自我做自我的告解師、白雲蒼狗仍不改其志，意志力與求知慾必然得強大到無與倫比。這些都是弱者辦不到的，例如吉次郎就不行。他會為了幾枚銀錢而出賣戰友、為了耍威風而謊稱自己是羅馬使者、會為了保全性命而唾像踩繪，他永遠沒辦法信守與他人與上帝的承諾。這是他信仰軟弱的本質。

基督是為了弱者而犧牲、基督教是為了弱者而存在，遠藤周作因為同情弱者而寫書，但是2016年版《沉默》最否定的便是弱者。吉次郎的背叛行徑與戲份一樣被大量刪減，也讓他與羅德里奎茲互相映照「信仰中沒有強者弱者，基督只看護弱者」的鏡像意義被削抹了。當羅德里奎茲在長崎最後一次在監獄中聽取他的告解，神父的眼神是厭棄與猶疑，吉次郎的告解在鏡頭晃動下是如此虛無飄渺，就像他唾吐聖畫的畫面被客觀鏡頭帶過，彷彿主掌攝影機的人也不願看見聖像被汙辱一般，吉次郎遭宣判為不該如監獄外的其他信徒被列入基督同等拯救的行列，他只配被同情，卻不配被拯救。

這不正是強者的傲慢嗎？當信與疑的辯證不是發生在兩個人物之間的對峙（1966年小說的處理），也並非發生於一人與一國間的摩擦（1971年的處理），而是像現在這樣只發生在一個人的腦海與心智中，那是屬於強者的信仰。2016年總結的，是只屬於強者的《沉默》，也是徹底否定了遠藤周作與終極關懷、只有強者才有資格自稱信徒的英雄故事。

這也不會叫人意外，為什麼有那麼多觀眾看完2016年版《沉默》，會以為這部電影的結論是膚淺的「酒肉穿腸過、佛在心中留」」了。畢竟，在鋪天蓋地的自溺旁白與無所不在的強者論述之下，遠藤周作企圖訴說的母性信仰、弱者關懷、日本國情，以及最重要的，羅德里奎茲與吉次郎身上特有的基督教徒煩惱：因信稱義，又有甚麼劇情餘地出來透氣呢？什麼都沒說的故事，觀眾能看見的，自然也只剩忍耐了。

「沉默」是什麼？在小說原作中，沉默可以是上帝對人間苦難的不發聲、也可以是兩個神父在日本選擇棄教的不聲張；在1971年電影中，沉默則可以是長崎信徒被穴吊在地窖的求救低吟，逐漸被折磨到無法開口的死之寂靜。2016年版則以上皆非，片中沒有任何人事時地是沉默的：死到臨頭仍舊心聲特多的羅德里奎茲、地位與氣勢幾乎像日本山大王的費雷拉、反覆以家徽與特使迴盪的日本官員、近乎三小時片長而戲份冗贅的長崎信徒，通通以極為聲張的方式搶著鏡。

唯獨吉次郎這些信仰中的弱者，被鏡頭與旁白排除在外。這也是2016年版《沉默》難以叫人喜歡的主因，馬丁史柯西斯也好、這些洋人劇組也罷，他們出於某種不知何以的動機（改編的疏忽？對歷史沒有興趣？歐陸信徒的傲慢？），對於吉次郎這些原先歷史的主人公，再一次施予了他們當年遭逢的悲劇：他們「被沉默」了。